第7章 柳宗元和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第8/9页)

发，治脚气（刘禹锡到晚年还手痒，替白居易治眼病）。再有时间，研究佛学与民俗。

    刘禹锡的人生从来没有什么平顺的时候，家无高官显宦，只能靠他单枪匹马凭才学在京城闯出一番天地。刘禹锡给皇帝写信，巴结高门大族，考进士，考博学宏词科，考吏部取士科，终于得官，做了东宫太子校书。没过一年又因为父丧去职。等服丧期满，为了赚点钱，只能到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里做个秘书。什么都要写，年节里朝廷发了面脂、口脂、春衣，谢表都是他来写。后来他又来到京城，有了正经官职，为了打点人情通关系，也还得兼职替人写文书，文集里好几卷是替武元衡、裴度等人写的公文。但越坎坷，他就越有无穷的斗志。他对自己有无穷的信心：是与非，不是他自己的错与对，全在时机。他要好好保养，等待时机，健康长寿就总有一天能回到长安去。

    元和九年（814年）腊月，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到诏书：诏回。从南方回到京城有两条路。一条“两都驿道”：出潼关经洛阳经汴河水道南行。第二条“蓝武驿道”：从蓝田、武关经过商山至邓州南行。两都驿道平坦易行，但很费时日，而蓝武驿道山路崎岖，却能更快到达。

    柳宗元和刘禹锡选择了快速却艰难的这条。一路上春气萌动，黄昏时炊烟拂来已有暖意。仿佛都是好兆头。到达蓝桥驿时离长安还有不到百里，他们在驿站的墙上看见了同样被从贬谪地江陵诏回的元稹留给他们俩的诗：“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京城与朝廷就在百里之外，快马加鞭，他们还能追上这失去的十年。再往前，到达灞上，元和十年（815年）的春花已开，与十一年前他离开的那个春天，几乎一模一样。柳宗元写下此时激动的心情：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这年他四十二岁，重新开始，也还来得及。

    十

    柳宗元回到长安的一个月并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桃花落尽槿花开，听说朝廷正商量着让他和刘禹锡还是回尚书省去做员外郎，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任命。于是柳宗元清理祖宅，祭祀父母与亡妻，收拢散落各处的家传典籍，拜访故旧，一个月毫无知觉地溜走。

    三月十四日时，朝中的任命毫无征兆地下来：柳宗元做柳州刺史（今广西柳州），刘禹锡做播州刺史（今贵州遵义），其他几个被诏回的“永贞革新”旧人也都通通任命远州刺史——四千里外北归人如今要向四千里外更远而去。

    这样近乎戏耍的任命据说来源于刘禹锡的一首诗。在无所事事的一个月里，刘禹锡忙着与他年轻时在长安交下的故旧宴饮，游乐。他们去了以前曾去过的玄都观，是看花的好时节，刘禹锡终于没有被十一年的贬谪弄死，反而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得意地写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传说正当政的武元衡听说这首诗，想到自己曾经在朝廷议论是否诏回“八司马”时授意下属反对。他认为刘禹锡是在嘲讽他们：武元衡就是“刘郎去后”当政的“新贵”。本来朝中对于诏回“八司马”就议论纷纷，宪宗皇帝对于刘禹锡和柳宗元远没有后来的史书中记载的“爱才”：那就继续贬出去，柳州与播州，远远待着，别回来了。

    刘禹锡的母亲八十多岁了，刘禹锡带着她去播州，山长路远；刘禹锡不带着母亲赴任，千里相隔。无论如何，这一去，都是生死两别。在永州失去了母亲的柳宗元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上表朝廷，请求让自己去播州，让刘禹锡去做柳州刺史。朝中可怜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御史中丞裴度也帮着劝皇帝：这是逼迫刘禹锡与母亲生离死别，您推崇孝道，这会损伤您的名声。皇帝愤愤说，刘禹锡知道自己母亲年纪大了，就更该谨言慎行，不要给亲人惹祸。他现在明知故犯，不重罚已经是对他好。

    皇帝终究爱惜自己的名声，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柳州刺史柳宗元与连州刺史刘禹锡，这对难兄难弟，再次一道被踢出朝廷，一个去广西柳州，一个去广东连县，在被贬谪的路上甚至还能再结伴走一段。

    十一

    柳宗元到柳州时是元和十一年（816年）夏天。四十三岁，须发皆白。在永州时落下的膝颤、腿疼、脚气病还没好，又得毒疮再患伤寒。

    在柳州的柳宗元没有在永州时那样绝望。他相信天道无法决定人事，但时间已经逼迫他看清自己的命运。二十岁时他是年轻的进士，三十二岁时，他已经做到了父亲一辈子才达到的六品官，没想到，他领先于同龄人的官禄荣耀从此停止。逝者如斯，增长的只有年岁、白发、疾病和不断压着他的复兴家族而无望的愧疚。他不再恐惧将要到来的厄运——厄运已经到来。他这一生将要以这样的方式浪费，已成定局。家族与父母的期望他都辜负，反而有一